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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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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遂溪战斗的日子

发布时间:2008年05月20日    作者: 来源:    阅读:     

黄明德

 

我在遂溪县工作前后两段时间,共三年多。第一段是1938年秋至1941年初,这段时间主要是开展农民运动,进行抗日宣传,建立农村党组织;第二段是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这时国民党大军压境,我到遂溪县参加反扫荡斗争。现就两段时间谈谈我个人的经历。

  我是在1938年秋从东海岛到遂溪县“青年抗敌同志会”工作的(会址设在遂溪县城内黄略武馆)。历史上,东海岛属遂溪县版图,互相关系密切。遂溪县开展革命活动,都把东海岛当作本县的一部份。早在抗战以前,就有许多进步青年互相来往;抗日战争爆发后,东海岛大批青年到遂溪县参加工作,这批青年后来大部份都成为党的主要领导骨干,在遂溪县起了应有的作用。我到遂溪县之前,已在东海岛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到遂溪县以后,参加“青抗会”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同唐才猷等同志到官湖、礼湖、礼村一带帮助农民秋收,开展抗日宣传,接着又到陈村仔、丰厚、支屋、礼埠等村庄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宣传队活动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通过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宣传抗日道理;绘制连环漫画,揭露日寇在东北、华北等地屠杀、奸淫、掳掠、焚烧等罪行;还演街头剧,唱雷州歌,哭“东海嫁”,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建立“青抗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开展抗日活动。

1939年一、二月间,我参加了“青抗会”组织的平石岭露营,夜间行军、实弹射击,演习打游击。嗣后到遂溪县西区,并带来东海岛几个青年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山家村一带当组长。同我一起在山家村的有黄道修(又名黄轩)和黄克明(后脱党),曾锡驹(已病故)、陈醒亚同志也到过山家村一段时间。当时我们活动的方式,主要是办夜校,发动大批农民到夜校读书;组织“青抗会”,白天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教农民识字,不收学费,生活自理;还组织消费合作社,使农民懂得组织起来的好处,这是一个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摆脱了商人从中剥削,农民很欢迎。这样,便大大提高了“青抗会”的威信,我们说话就有了影响,不但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而且地方上一些中层人士中的中间分子对我们也表示赞同,许多群众红白喜事、日常纠纷都听从我们处理。接着,从组织农民到武装农民,把我们活动的村庄的土炮、洋枪以及国技馆的大刀、三叉、藤牌武器统统掌握起来,组织抗日自卫队,举行过几次露营,练习夜间袭击敌人的战术,还参加过“青抗会”组织的较有影响的西田岭武装大会。当时我们很注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对武装斗争较重视。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党组织。山家几条村的党支部,就是我亲自发展党员建立起来的。记得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李安同志(现在湛江化工厂工作,至1940年春节后我离开山家村时止,那里已有30多个党员。这些党员,后来在武装斗争中都成骨干,不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39年秋,西区已成立党的区委会,区委成员有殷英、王玉引(后来均脱党)和我,殷英是区委主要负责人。当时活动的主要村庄除山家、山里村外,还有同文、老马、金围、斗仑、安塘、北潭等村庄。

我离开山家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反共高潮的到来。当时,山家村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地方人士,如李广培、李广渊、李广泉、李昌堂等人起了变化。特别是山家村有一个叫李龙文的,原是国民党军队的连长,他在武汉(或长沙)被日寇打散逃跑回来后,经常散播恐日论和投降论,我们同他针锋相对,大力宣传持久战抗日道理。后来,他处处发难,说我是共产党,利用宗族关系,煽动群众不参加夜校,唆使一些落后群众离开我们。同时,杨柑小学校长李品三也开始恐共、反共,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起来。当时,山家村的群众怕李龙文对我下毒手,夜间总是带着大刀、三叉、藤牌在我的周围睡觉,暗中保护我。针对这种情况,组织上便决定把我调离西区,到东区的黄略、麻章一带工作。当我准备悄悄撤离山家村时,群众知道了,纷纷前来挽留我。但组织上已经作了决定,非撤退不可,为了安慰群众,我只好说是到遂溪县“青抗会”开会。我到了东区后,山家村的群众还到县“青抗会”催我回去,“青抗会”的负责同志婉言说服了他们。在西区的斗争中,我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得到锻炼,也经受了考验。更可喜的是建立了农村党支部,为遂溪建党打下了一些基础。

我到东区工作,正处于反共逆流时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党员,巩固原有组织,同时谨慎地发展新党员。那时,东区约有80多个党员,他们都团结着广大群众,群众基础比较好。我没有什么公开的实际职业,只是在双港村一个叫陈华生的资本家的家里(此人在赤坎当经纪)做一个挂名的家庭教师来掩护。这个区党的组织基础比较好的有甘林、黄略、丰厚、陈村仔、支屋、九东等村,在赤坎学校中也有一些学生和教师党员。东区当时党的区委会成员初有黄景文、黄桂(已牺牲),后来陈明景同志也参加区委,我担任区委书记,直到1941年初我调离遂溪县时止。在这期间,反逆流斗争很激烈。国民党叫喊要解散“青抗会”,声言要抓拿共产党员。我成了国民党的所谓危险分子之一,因此在发动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解散“青抗会”的时候,出入都带着手枪,加强自卫。这时,有的人动摇害怕,借故回家不敢归队。为了反击逆流,遂溪县委用“青抗会”名义在黄略村小学附近召开了一次反汪肃奸万人大会。我们除了发动全区主要村庄的群众带着武器参加大会外,还专门布置陈明景同志代表农民在大会上演说。我也在大会上哭“东海嫁”,痛骂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群众听了很高兴。现在我还记得其中一首“东海嫁”是这样的:“姓陆县长名声臭,全县人民气难消;投靠汉奸反抗战,枉食人民饷和粮。”这次大会吓怕了遂溪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据说国民党开列了许多黑名单,要大举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因此,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干部都撤离遂溪县。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调离遂溪县,去负责化州县的工作,后又调到吴川县和梅录市负责工作的。

我第二次回到遂溪县工作大约是在1945年8月下旬。这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时,我还在现湛江市郊区坡头、南三岛治病,组织上通知我从南三岛到遂溪县东区田头、茅村、边坡岭一带继续疗养,协助沈汉英同志做些工作。不久,听说国民党大军压境,在中区(洋青一带)扫荡频繁。这时,沈汉英和支仁山、邓麟彰等同志找我谈话,要求我往中区负责反扫荡斗争。他们说:“目前形势很紧张,上下关系准备随时切断,各个区都要独立作战,现在要做好这个准备。”当时,我虽然感到力不从心,但还是服从了组织的意见,带病到中区赤泥地一带,找到陈拨同志,接上关系后,立即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全面工作由我负责,陈拨、陈伟荣同志协助我分管一些地方。那时,老一团正在准备撤退,我们通过风朗村的党员了解飞机场的情况,配合老一团袭击了飞机场。袭击了飞机场以后,敌人扫荡更加猖狂,每天都有被敌人围捕、屠杀、烧房屋的消息传来,真是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针对敌人的反革命暴行,我们主要抓了如下几项工作:一、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鼓舞士气,坚持斗争;二、撤退红色(即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掩蔽灰色(即尚未暴露身份)党员,保存力量;三、开展锄奸活动,镇压一些反动的乡、保长和地富分子;四、搞好情报工作,及时通知群众回避、转移,以减少损失;五、开展小股武装活动,迷惑敌人。当时,中区还有一个中队武装,负责人是梁怀明(梁立)同志。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敌人周旋了几个月。有一天晚上,我在外村塘杨恒仁同志(已牺牲)家里和陈拨、陈伟荣同志开碰头会,被敌人发觉包围。我们冒着敌人密集的轻机、驳壳、步枪子弹的扫射,突围出来,大家都平安无事,只有我跌伤了手脚,还吐了血。当夜,我们又撤退到陆屋村田边的地洞里休息了几天,继续开展斗争。在这场惊险剧烈的斗争中,党员、干部群众都很坚定,没有发现叛党投敌行为。

中区反扫荡斗争稍缓和一点时,组织上又通知我回到东区,说东区负责人沈汉英同志要调到别区工作,要我负责中区和东区的工作。约两个多月后,为了适应当时反扫荡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区和东区又分开,东区由我负责,先后有梁华栋、梁立、杨华汉等同志协助我工作。那时,东区还有一个手枪队,全区的情况比较稳定,除了做好上述的几项工作,保存原有力量外,还从斗争中培养、考验建党对象,吸收了一些新党员,开辟了一些新村庄(即过去没有开展革命活动的村庄)。在东、中区统一又分开这段时间里,做了大量的撤退干部、保存武装力量、巩固组织、扩大和恢复活动地区的工作,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六月间,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这时,我的身体已逐步好起来了,组织上便决定将我调离遂溪县,去负责廉江县的工作,同时兼管分散在广西博白、陆川、玉林等县的南路党所属的组织,开展这些地区的工作。真是“战衣末脱蒋军至,再战边疆饮血盟。”

 (作者系原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湛江地区行署专员、省顾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