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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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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信材忆述高雷及广宁等地革命斗争

发布时间:2008年05月20日    作者: 来源:    阅读:     

何锦洲

        一、广宁农民运动的一些情况

        1925年,我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一师第三团第三连任连长兼代理营长,驻防于广宁县。当时,黄学增、周其鉴等在此地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土匪及反动的保卫团摧残农民运动。农民自卫军与之展开武装斗争,在距离广宁城三、四十里的军屯一带发生冲突。县长陆英光说:“他代表县农协及保卫团两个组织,请求我们调动军队去镇压,调处两方纠纷。”我出发前,保卫团头子请我饮酒,企图拉拢我镇压农民,并说农民交租是合理的事。稍后,县农协也请我谈话。黄学增(遂溪县人)向我讲述了农民所受地方压迫的痛苦。我也是农民家庭出身,深表同情农民疾苦。以后,我率领军队到军屯,要两方停火。不久,保安团一个姓冯的中队长先下令部下开枪打农军,被农军捕捉了几个保安团员。冯愤怒,要农军交还人。我们从中劝两方暂不要打。但这天晚上又打起来,也是冯部先开火。于是我们包围冯部,缴其全部武器40支枪,并逮捕冯至县城。这时,当地农会会员人人高兴,燃爆竹庆祝。县长土豪劣绅则惊恐万分,立刻打报告到省城第三军军部,说我们违法。师部打电下令我们释放被押犯人及交回枪支与保安团。但我们有省农协支持(因事发后,县农协也向省农协报告)。省农协赞扬我们这种做法。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廖仲恺也写信给我们,表扬我们做得好,处理适当。我们继续支持农民运动并经常到古水等农村开展宣传农运。由此,我与黄学增有了认识,并听黄说了许多革命道理。我开始对农民运动发生兴趣。

        二、南路党组织领导人民斗争的一些情况

        1925年10月,省委调黄学增到南路工作。同年底,我父亲病逝于家乡吴川。我向部队领导请假回家奔丧,自此离开部队。
        我到广州,到省农协会见了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委阮啸仙、中国国民党中央代理组织部长杨匏安、罗绮园(因我驻防广宁期间,也曾到省农协联系农民运动问题,与阮、杨、省农协常委罗绮园有认识)。杨劝我不搞军队工作,转搞农运。他们托我带大批有关农运宣传资料到吴川梅录给黄学增。这时第四军陈铭枢、陈济棠师部已平定南路军阀邓本殷。黄正在南路开始进行农民运动,急需宣传资料。
        我到梅录见了黄,把资料交与他,即回家办丧事,事毕,黄留我在南路,叫我写报告给军部,声明辞职。我就在梅录与黄共同工作。这时,黄任南路特派员、广东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主任、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南路分会主任,一身任三职。在这里工作的干部有韩盈(任秘书)钟竹筠(韩爱人负责妇女工作)、林丛郁(总干事)、陈克醒(在农讲所学习后回做组织工作)、杨枝水等人。南路含广东的湛江、茂名、阳江和广西的钦州、北海等地区。
        在1926年秋,南路办事处迁移至高州,这时王克欧在南路搞团工作,他先在梅录,后即到高州。王离开高州后,由梁文琰负责南路团工作。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干部也逐渐增多,茂名县农协主席朱也赤也在南路办事处工作。由于黄学增、韩盈经常去各地巡视,办理处的实际工作主要由朱负责。同年秋,为了贯彻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南路农民代表会议在高州召开,由黄学增主持。茂名、信宜、电白、吴川、化县、廉江、遂溪、海康、徐闻、合浦、灵山、防城、钦县、阳江、阳春等十五县代表参加。会上决定继续开展减租反苛捐等斗争。南路的农民运动以吴川、海康、遂溪、廉江、茂名、化州等县开展较好。与此同时,南路工人代表会也在高州召开,代表约有廿余人,北海市及梅录占绝大多数;会议由黄学增主持,动员工人起来参加政治斗争及争取改善生活待遇。南路工人运动以梅录和北海市较发达。梅录最多的是砖窑工人,约有一千多人,组织了工会,负责人邱××。此外,梅录还有渔业、搬运、店员、理发等工会。合浦县北海市渔业工人最多,也组织了工会,负责人是江刺横。这些工会为工人争取增加工资,使工人生活略有改善。
        1925年12月,黄学增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也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并派我任吴川县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主任,吴川县农协筹备处主任。两个组织,一套人马。会内干部除我以外,还有陈克醒负责组织;易经负责宣传;易志学搞学生运动(以上三人均是共产党员);李宗勃(国民党员)搞商界工作。还有一个李树勋(党员)不是委员,负责领导农民运动。
        吴川县党支部在1926年初建立,支部书记是我,支委是陈克醒、易经、易志学、李树勋。支部有三个党小组:一是振文;一是黄坡;一是石门。党员以振文小组为最多,约有30至40人,“4•15”前,曾发展至一百多人。
        同年底至1927年“4•15”前,我在吴川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农民运动。当时,振文区土豪劣绅头子王瓜(是绰号,后做汉奸),以办学为名,巧立名目,擅增税捐,无理规定农民要交蒜头捐(即向买蒜头的商人加征百分之五的税),壳捐(农民烧珊瑚壳灰做肥料也要额外加税),串捐(即每千钱交十文钱,由卖蒜头的农民交),弄得农民非常痛苦。为了取消苛捐杂税,我们与学增商量后,决定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斗争。在过去历史上,吴川农民从未举行过示威游行。这次为了反抗苛捐杂税,我们发动农民骨干,层层串连,组织了农民队伍到梅录请愿示威游行,并要求取消蒜头捐、串捐及壳捐。第一次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有七、八百人。第二次又由我们组织了几百群众去吴川县政府所在地黄坡请愿及示威。地主劣绅因得到县上层人士支持,对农民要求取消三项苛捐置之不理,以为农民一盘散沙,毫无力量,示威一过,就会烟消云散。但我们农协领导群众一直打官司到省,要求废除不合理苛捐。后因得省农协的大力支持,并取得省政府同意,下令取消这三项税捐,农民获得胜利,纷纷加入农民协会,会员猛增。这是吴川县农民运动的高涨时期,也影响推动了附近县农民运动开展。
        为了保护农民运动的开展,吴川县农协组织了农民自卫军。这支农军分两种:一种是常备队,约有十二人,每月两斗谷,有事出勤,平时轮值日,无事在家耕田;另一种是预备队,平时在家生产,一旦发生与民团或反动武装冲突,就要出发助战。农民自卫军的负责同志是李树勋、彭廷贵(病死)、潘××等。
        由于有了农民武装,吴川农民运动从梅录、振文等地逐步蔓延到三区黄坡、六区山圩、九区塘等地。我们从事农运的同志白天都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掀起农村的反封建斗争的高潮。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吴川的工人组织工会、学生组织学联会。黄坡理发工会也成立,党员李子安为负责人。这时,吴川商民也组织商民协会(是中小商人参加),与大商人旧有的商会组织对立。商民协会倾向进步,由李大猷(已死)负责。

        三、“4•15”以后,南路人民的武装斗争概况

        1927年“4•15”,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个消息,最早传到南路。因此,南路党组织所遭受的损失,不如东江、潮汕、琼崖等地那么大。因为我们有内线通情报。在广州“清党”后的第二天(即4月16日)驻在梅录的余汉谋部某团官梁××(是余的妹丈,听说是共产党员)立刻派自己亲信勤务后乘汽车到黄坡通知我们立即撤退,避免袭击。我接到这封信,就知道事情非常严重,于是立刻把身上仅有的四毛钱给李子安,促其搭最后一班汽车回梅录再转告化州、高州及各地同志撤退隐蔽,并告知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到广州湾赤坎黄元珍镶牙铺处集中开会,商讨对策。李按照我布置办事,连夜到化州、高州通知。同时,我还接到吴川县政府一个职员(我的朋友)的信,获悉在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及省农协被封消息。
        由于遂溪和北海等地没有联系上,党组织受到破坏。韩盈、陈克醒五同志在遂溪被捕牺牲。钟竹筠在北海被捕牺牲。江刺横在北海被捕。他的叔父是法院院长,劝他自首,遭拒绝;又劝他以后不要从事革命活动,他说一定要搞革命;又说送他到越南去,江不愿,后被杀害。
        “4•15”前,我还兼任吴川县公枪保管委员会和财政管理委员会主任,掌握有六支枪及四百白银。“清党”后,我一方面布置李树勋带二百白银及枪支回振文组织武装,另方面叫易经到广州湾赤坎租一间屋作革命机关。
        这年5月初,南路地区十五县农民代表在广州湾开会,除王克欧去了信宜怀乡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外,南路农协办理处及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均到来开会。但有些县因交通阻塞,不能赶到,故虽然称十五县农民代表会议,实际上仅有茂名(朱也赤为代表)、化州(卢宝炫,又名东兴六,任化州农协主席)、吴川(陈信材、李树勋、易经等)、廉江(梁英武)、海康(吴××)、遂溪(黄广渊、黄颜氏)等约八、九个县的人参加。这次会由朱也赤、陈信材、黄广渊三人主持,先在广州湾赤坎郊外鸡岭召开,后为了安全、保密迁至我们熟识的船上开,再迁至吴川县属石门小埠开会,因该地有党组织的武装力量掩护。会上决定成立“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以朱也赤为正主任兼农运组长、陈信材为副主任兼军事组长、委员有宣传组长杨枝水(兼C、Y工作)、梁文琰(负责写钢板、绘漫画)、财经组长刘傅其(曾留学法国、苏联,莫斯科外文大学毕业,后来叛变,做国民党县长,解放后被镇压)等人。会上决定大力发动各县农民起来武装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会后,朱也赤、梁文琰、杨枝水留在赤坎机关办公,其余同志分头回各县组织农民武装。各地农民即纷纷起来暴动,夺取乡村政权及杀反革命分子。
        当我去广州湾开会前,吴川已经由李树勋组织了一股百余人的武装(其中有部分是农民自卫军。其余是被迫铤而走险失业农民)。
        我从广州湾开会回吴川后,正式成立吴川县农民自卫军大队,以李树勋为大队长。这支队伍,曾狠狠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但在斗门山圩一带与敌军作战中,因敌众我寡,加上我们人不多,团结不好,纪律不好,被敌人打散,只剩十余人继续流动到各地坚持斗争。1928年秋,李树勋到广州湾开会,中途经黄坡,被反动派逮捕,英勇牺牲。吴川的武装斗争即消沉下去。
        廉江县由梁文琰、刘邦武、梁英武等组织了数十人的武装,在那良攻打地主炮楼。遂溪县的农民武装有三百人,由黄广渊、薛经江(又名薛文藻,后来成为叛徒,任国民党军师长,解放后被镇压)负责领导,曾转战于县属乐民、纪家、江洪等地,坚持了一年多的武装斗争。不幸在某次作战中黄广渊被捕,被敌斩首示众,损失很大。剩下的武装由薛领导,退向斜阳岛,继续斗争至1931年,因敌军大规模围剿,数十人被俘。薛事前偷走。广渊母黄颜氏被捕押至北海光荣牺牲。遂溪武装斗争才暂时停止下来。
        化县农民武装,由彭有松(后来去日本求学)领导,曾在农村进行革命活动,后来也失败。
        1927年9月,省委派彭中英任南路特派员。彭到广州湾,负有两个任务:一是负责领导南路党组织;一是建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注:该会于7•15前在武汉建立的,原是最后一个国共合作的机构)广东分会南路支会”(简称肃委会)。该会成立后,即替代了原“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以彭中英为主任,委员除了前“农民革命委员会”委员外,还增加了一批落伍官僚政客、文人绅士如陈仰儒(后做国民党县长,解放后被镇压)、孙秀东(已病死)、李可南、董茂林、陈燕(C、Y,中大学生)等参加。因该会规定凡反对将介石者都可以参加。
        由于阶级异己分子混入“肃委会”组织,他们经常在会内捣乱,搬弄是非。因此,“肃委会”开会研究属于军事性质问题时,就不叫陈燕等参加。陈和董茂林等就搞宗派活动,骂该会不民主,有一次发展到与彭中英吵起来。不久,陈燕等第一批绅士、文人退出“肃委会”;有的迁居香港,有的东渡日本求学。陈仰儒、李可南、孙秀东等企图操纵“肃委会”。党组织不同意,于是他们又退出该会。
        这时武装斗争已陷入困难境地,斗争方式也有些不对头,以武装行动为主。我们在吴川,曾组织武装队伍,以瓦煲装炸药(04土炸弹),炸掉了化县江边圩等桥梁;又在各处放火烧地主、富农等稻草堆、粪坑,使各地人心惶惶,企图做成革命空气,但结果反使群众害怕我们。“肃委会”宣传组长杨枝水在农村中进行宣传时,不是以革命思想教育群众,反而采用封建迷信的内容及形式去宣传,为了使地主及反动武装不敢进攻我们,他竟到处对地主说:“当今气运是共产党世界,你们不好乱动”。他又利用民间对刘伯温的迷信,四处宣扬刘伯温的烧饼歌词“甲子之年赤在中……”,并解放说:现在是甲子年,赤即共产党,要在中国统治。他还对群众说,这首歌来自江西省,并把它翻印了许多份,分发给各处喃老(即道士)在念经前向群众宣传。当然,采用这些行动及迷信宣传,使某些地主阶级害怕,但并不能提高群众觉悟,只助长了群众迷信心理。同时,对农村的封建宗族械斗纠纷,党组织处理也有不当之处,如廉江某地,罗、黄两族械斗,南路党组织的负责同志竟采用依靠封建宗族领导人罗志祥的办法来对付黄姓群众,引起农民反感。
        由于采取这种不正确的斗争方法,因而在做成农村中自耕农、半自耕农,等农民群众都怕我们。各处武装斗争也不断失利。廉江县武装队伍临时指挥人梁文琰率领部队,在吴川洞被敌人围攻战斗中失]败。梁到广州湾,彭准备处分梁。梁不服,转移别地走。
        南路党组织向省委报告了武装斗争情况。1928年春,省委派杨石魂到南路任特委书记。杨和我搭船自香港到广州湾。船开航前,一警察在我们行李中搜查出五本《红旗》。我们马上秘密地拿一百元给警察。他会意,立刻把《红旗》退回给我们。
        杨到南路后,成立中共南路特委,以杨为书记,委员中有彭中英、陈信材、刘傅其、杨枝水(负责宣传)、朱也赤(负责组织)、卢宝炫等十余人。
        杨在南路,根据当地武装力量已遭受很大损失的具体情况,按照中央的指示,布置党员在农村搞斗争活动及组织梅录砖窑工人罢工,这些斗争受到失败。
        同年秋,特委曾开会讨论斗争方式方法问题。杨坚持要搞武装斗争活动。朱也赤、彭中英、刘傅其和我等几人不同意,认为武装活动对革命事业没有好处。于是,大家推出彭写一篇意见书给省委,要求暂停武装斗争活动,以便积蓄力量,进行长期的斗争。杨说,在未接到中央或省委新的指示前,仍以发动武装斗争活动为主。
        同年秋,省委拟将杨调到别地工作,改派卢永炽任代理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委员照旧不变。杨石魂后被调到广东其他地区工作。卢和朱也赤等少数同志在广州湾,负责领导特委工作。其余委员分散在各县、市工作。这时,车振轮任C、Y共青团南路特委书记。
        卢在南路工作仅两个月,又被省委调走。1928年冬或1929年春,省委派黄平民(廉江县人)任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委员略有增减,但姓名已忘记。由于交通阻塞,而特委委员又分散在各地工作,因而全体特委委员会议,难以召开。黄召集三两个委员研究工作。有一次,黄召集彭中英、陈信材及另一人到广州湾,在一小船上开会讨论当前工作。各地情况会报后,黄同意暂停止组织武装斗争活动,并布置注意隐蔽力量,等待时机。此后,各地党组织转入地下斗争。
        1929年旧历4月,由于叛徒陈克桂(是车振轮父所开办的面厂工人,表面假进步,被吸收入党,负责党内交通工作)被敌人以五百元收买,变节投敌,暴露党组织秘密。敌人根据陈的告密,在广州湾赤坎逮捕黄平民、在西营(今麻斜)逮捕朱也赤等七个同志,并加以杀害。杨枝水、易经闻讯早,很快转移走他地。
        特委机关被破坏后,彭中英、梁英武(廉江农运干部,原是技师,已死)、罗××、彭有松在化县横岭村彭家中开会,决定恢复联系,推彭为临时负责人并去香港与省委联系。各人筹款给彭作旅费。彭到广州湾,只得小店担保买船票,而得不到相当的店铺担保,因而下了船也被赶回,不能赴港。
        经过一个时期,我们商量,决定我去香港找省委联系,1929年秋,我受卖猪仔(即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收买的劳工)得元,由猪仔馆人员押落船到香港伦泰客栈(猪仔馆)。我乘看守人稍松之际,跑上天台,趁机逃走。
        我在街上想寻省委机关,但遍寻不遇,可能机关已迁移。后来,我在街上遇见卢宝炫。原来他准备到省委开会,因找不到,也在街上徘徊。两人在港住了半个月,仍找不到组织,于是我们搭木帆船到广州湾对面的硇州岛去。

       四、硇州岛渔民的斗争

        在硇州岛,我与卢宝炫得一商人陈俊三帮助,在此暂时立足。后来,卢到东兴,一去不复回,我写信叫彭中英到硇州。彭到此地商会做秘书。
        1929年夏,我在硇州组织渔业工会,会员九百余,分散在一百多艘渔船上。当时,渔民生活极苦,工资低,职业无保障。我们发动渔民向船主要求提高工资,从过去每月大工四元小工三元增加为大工六元,小工四元。船主不肯,九百渔工宣布罢工。船主得到渔栏资本家支持,误认为渔工穷;又不是本地人,在本地无地方住,罢工不会持久,拒绝增加工资。全体渔工离船上岸,得商民协会陈俊三借几十包米作食粮,坚持罢工。后来,船主与我们商量,同意按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渔工复工。当时船主只是小生产所有者,受渔栏资本家剥削很厉害。他们看见工会力量大,纷纷要求加入。我们允许他们加入,以便共同反对渔栏资本家。他们入会后,“渔业工会”改称为“渔民协会”。
        后来,我们发现“协会”名称易被人怀疑是共产党组织的,于是改为“海晏会”,以林潮浩(后叛变,已死)为会长。这时,会员增加至一千二百人。每个入会船主要首先交四十元入会费。渔工把斗争得来的第一个月增加的工资的一部分捐出来作会基金。
        我们准备以海晏会基金作资本组织合作社,以抵销渔栏资本家的剥削;同时,还准备办渔民学校,动工兴修翔龙书院旧址为新校舍。我们筹备演戏,并准备以旧式会景形式来庆祝双十“国庆节”。为此,海晏会会员张贴了许多革命标语。
        吴川县国民党反动派发现上述活动后,立即派特务到硇州调查,并与广州湾法帝国主义(当时广州湾属法国管)商议,决定由硇州公局逮捕我。幸好公局内有我们的朋友消息,我们搭卖咸鱼汁的船,提前离开硇州。

        五、抗日时期南路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合浦、遂溪县党组织相继恢复建立。这时,党员刘谈锋率领的香港青年归国服务团到了南路开展抗日活动。张炎组织的抗日救亡乡村工作团也在茂名、吴川等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但该团初期仍无党组织领导。
        当时,省委在西江建立抗先队,开展抗日活动。我们向省委请示,请求派同志到南路工作。不久,省委派周明(省林业厅副厅长)、林林(已牺牲)、阮明到南路工作。周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即离开南路。林林在梅录、吴川振文等地工作及建立党组织,阮明在化州建党。他们在抗日救亡乡村工作团内及在农村中也开展建党工作。
        1938年春,党组织叫我办报开展抗日宣传。我和彭中英、杨子儒(现湛江专区工作)、苏翰彦、叶春(现省政协工作)等同志合办《南声日报》及“抗日剧社”,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这年春夏之间,省委派韩福初(现已脱党)到南路视察工作。他曾对我们传达有关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及对脱党同志谈及恢复党籍要具备如下条件:一是要有两人证明,恢复党籍;二是或经过三年考验,重新入党。韩传达后即离开南路。彭中英、易经(已死)、彭廷贵等同志准备等三年考验,而不主动争取恢复组织关系,结果,后来没有恢复党籍。
1939年5月,周楠到南路建立特委,统一领导各地党组织工作。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